本文刊载于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19年第23期，原文标题《温州服装：辉煌过后如何转身》，严禁私自转载，侵权必究
文/张从志
摄影/刘锋
温州服装以男装为主，尤以中高档西装见长，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积累下深厚的产业基础，配套体系十分发达。面对服装业不可逆转的转移趋势，强大、完整的产业链构成了温州服装应对竞争的信心来源。然而，产业基础并非坚不可摧，它的核心要素是人。比起订单外流、企业外迁，对产业工人和人才吸引力的丧失，才是最困扰温州服装的命题。
庄吉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邦东在智能生产车间，该项目2015年上马，实现了服装生产全流程的自动化
从温州市区出发，走瓯江北岸的温丽高速，沿江溯流而上，一个小时左右便到永嘉县桥头镇——一个被称为“中国纽扣之都”的小镇，最多时占据了全国纽扣市场80%以上的份额。要理解温州服装，这里是必不可少的一站。
桥头镇坐落在河谷之中，四面环山，穿城而过的姑溪河两岸都是统一规划的工业园区，大大小小400多家纽扣厂，以及纽扣产业延伸出的拉链、树脂、机械设备厂星罗棋布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塑料味，一下高速就飘入鼻中。
陈纪是桥头镇纽扣商会的会长，自己也经营着一家纽扣厂。他今年47岁，戴一副有框眼镜，穿黑色白点Polo衫，运动鞋，个子不高，皮肤黑黑的。1995年，他从杭州大学毕业后回到桥头，头几年在父亲创办的金融服务社里工作，后来遇上亚洲金融风暴，镇上储民疯狂挤兑，服务社被并入农村信用合作社。陈纪只好进了家里的纽扣厂。父亲在80年代做纽扣批发起家，创办了这家小工厂，陈纪接手后赶上服装业爆发式增长的年代，工厂规模不断扩大。
纽扣是个不起眼的小生意，便宜的几分钱一粒，贵的也不过几块钱，作为中国最大的纽扣生产基地，整个桥头纽扣的产值不过三四十亿。但早些年，桥头人中间流行一句话：做纽扣极为赚钱，却不是夸大其词——那时一粒纽扣的利润是成本的三四倍，而且全国各地的货车都在厂门口等着，不愁销路。鼎盛时期，桥头有1000多家纽扣企业，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做纽扣。
陈纪带我参观了他的纽扣厂，在一栋五层的建筑里，二层以上都是生产车间，到了午饭时间，车间里只有零星几个工人，大小纽机一字排开，顶上的漏斗状容器里放纽坯，地上的袋子里接满了刚加工好的、沾着碎屑的纽扣成品。工厂有100多名工人，一个人可以照管6台机器，每年生产近15亿粒纽扣，可分为树脂、电镀、金属、贝壳、果实等品类，如果再从规格、样式、颜色细分，加起来有数百种。这些纽扣样品在陈纪的会议室里摆了整整一面墙。
桥头是中国最大的纽扣生产基地，占据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
如今，桥头仍供应着全国一半以上的纽扣市场，每年有数百亿粒纽扣从桥头运往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服装工厂。女装厂里的纽扣千变万化，男装厂的纽扣种类则少得多。不过，男装对纽扣的需求并不小。通常来说，西装，尤其是双排扣西装使用的纽扣最多，有十几粒；衬衫次之，用七八粒；裤子只用一两粒。从这个层面看，纽扣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了服装业的晴雨表。有时候，陈纪通过订单的变化就能看出某家服装厂的生产近况，这被他当作客户的商业秘密，不能为外人道之。
在桥头镇东南约80多公里外的平阳县，吴邦东也是陈纪的客户。吴邦东是庄吉集团的CEO，温州有名的“老服装”。1996年，他从电器行业跨入服装业，与陈敏、郑元忠三人组建了庄吉集团，并出任总裁。此后庄吉历经沉浮，唯独他留守至今。2015年，庄吉破产重组后，吴邦东从股东变成职业经理人，也就是他自嘲的“打工仔”。今年55岁的吴邦东中等身材，面目慈和，身穿当季的新款亚麻西装，灰色西裤，内穿深蓝色衬衣，显得儒雅、精干。
庄吉主要生产中高档商务男装，用的纽扣价格相差很大，便宜的几毛钱一粒，贵的几十块一粒。贵的纽扣往往会被缝在从意大利、英国进口的高端面料上，得以出入各种正式场合；便宜的大概只能寄居国产面料，主人可能是某个初入职场的新人，狠下心来置办了人生第一套西装。
据温州市服装商会（以下称“服装商会”）的不完全统计，温州共有2700多家服装企业，其中1900多家服装制造企业，800多家商贸流通企业，男装占到了约70%，女装、童装占30%左右。温州服装形成了这样几个特点：以男装为主，又以精品西装见长；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，分散在温州各个市县；几乎所有的服装厂都用桥头送来的纽扣。
从桥头到平阳县最快的交通方式是高速公路，如果不堵车，桥头的纽扣一个多小时就能进入吴邦东的服装厂。整个温州市被这些密集的高速公路网连接起来，这里的高速修建得比中国其他大部分地方都早，你甚至能看到双车道的设计，温州的出租车司机对高速公路总是不停地抱怨。在他们的印象里，好像每个月都有高速在翻修、封道，沿途那些破败、寒酸的老建筑也令他们不满意，料到它们会给初来乍到的外地人留下不好的印象。当然，最头疼的还是自己越来越难做的出租生意——他们已经察觉到，“先富起来”的温州在某些方面正在落后。
桥头纽扣商会会长陈纪在他自己经营的纽扣工厂内，纽扣主要依靠机器生产，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服装厂较小
这两年，纽扣生意也不好做，陈纪奉行的理念是少亏为盈。市场不景气，下游服装厂对供应链不断压价，加上成本上升，纽扣的暴利时代早已成为历史。转移？转型？这些问题困扰着包括陈纪在内的很多企业主。他不久前刚去北京参加了一个会议，考虑到偶尔会有孩子、老人走失的现象，他和专家们还在琢磨怎么往纽扣里植入GPS定位功能，以图提高纽扣的附加值。
纽扣业的另一大变化是国外订单明显增多。陈纪以前接的主要是国内工厂的订单，但前两年，国外订单已经超越了国内，目前占到了约六成。纽扣体积小，容易运输，发货通常用快递，一个标准纸箱就能装下十几万粒，物流成本不算高。更主要的原因是，桥头的纽扣价格仍是最低的，东南亚、孟加拉的服装厂也愿意不远千里来采购。这种变化映射出的是中国服装产业的加速转移，温州服装面临着同样的问题。
2006年，桥头纽扣行业发展正盛之时，陈纪就去了越南，他已经预料到日后成本不断上涨的趋势。但到越南一考察，他发现当地工人工资虽低，只有国内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，但工人素质普遍较低，管理成本很高。陈纪打消了出去建厂的念头。后来，又有朋友在埃塞俄比亚办了服装工业园，邀请他去设厂，他觉得太远，不想再折腾。年轻时，陈纪也和很多温州人一样，在生意场上四处出击，做金融，投地产，生猛果敢，但现在，他已经习惯了桥头的生活，纽扣厂赚不到大钱，他就把精力投到了商会里。
不过，纽扣生产以机器为主，不需要大量人工，相比陈纪来说，劳动力成本上升带给服装企业的焦虑感更加强烈。吴邦东告诉我，庄吉的工厂现有800多名工人，往年流动率在三成左右，要找一个工人保底工资在3500～4000元，普通学校毕业的本科生也不一定能拿到这个数字。而技术工人的工资更高，一名车工的工资七八千，已经超过了办公室里新招的硕士生。即便如此，招工难仍是常态，温州服装业依赖外来务工人员，但这几年到温州打工的人越来越少。嘉韩实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叶洁告诉我，如今产业工人的流动常常是以班组为单位的，哪个工厂出价高，整个班组就跳到哪里去，流动越频繁，说明市场上的劳动力越紧张。
除了劳动力价格上升，还有土地、环保、安全、税收等，服装厂的综合生产成本不断上涨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订单外流已不可逆转。地处永嘉县的东蒙集团主要业务是做ODM（原始设计制造商，即贴牌加工），工厂有2000多人，年产量约130万套（件）。服装商会会长、东蒙集团董事长池慧杰告诉我，订单外流其实很早就发生了，东蒙早年为英国知名品牌玛莎服饰加工西装，每年10万多件，但2008年前后，玛莎就把订单转移到了山东的工厂，到2014年又去了柬埔寨。